黃佐（翻拍）

黃佐退隱后在泰泉舊里生活、著書立說，如今泰泉舊里變成了廣州市青年文化宮，其對面的越秀書院街也曾是黃佐足跡所到之處。

   廣州北京路上的古跡“銅壺滴漏”，也見證了黃佐生活的時代。

廣州市北京路，舊名承宣街，又叫雙門底。附近有一名叫圣賢里的小巷，以前在圣賢里之南，與之平行的還有大司成里、泰泉舊里這兩條街巷。

泰泉是嶺南大儒黃佐的別號，人稱泰泉先生。黃佐，香山人，他是明朝嶺南的著名思想家、教育家、文學家，著作等身，著有詩文集《泰泉集》，編纂了《廣東通志》《廣西通志》《廣州志》《香山縣志》等多部地方志。著述六百多卷。

●泰泉舊里  北京路上的前塵遺跡

記者查閱了黃佐的后代黃佛頤所撰的《廣州城坊志》，書中詳細地記錄了黃佐廣州故里的情況。

依據(jù)此書記者找到了泰泉舊里的原址，書中記錄的雙槐亭、黃文裕公祠、寶書樓、粵岳草堂、嶺海樓，這些都與黃佐有著直接的關系，但這些建筑都不復存在了?，F(xiàn)在北京路上的廣州市青年文化宮就是泰泉舊里的原址，緊挨著的新華書店也是當年黃佐家的。如今黃佐的舊居蕩然無存，但文脈的遺跡卻還在，背后的街如今稱為“府學路”，那里有學校，路邊一樹一樹地種著紫荊花樹。北京路與府學路之間有一條巷子，叫“李白巷”。府學西街巷里有兩口泉眼，如今住在巷子里的居民還在用。

“嶺海樓，在承宣直街泰泉舊里，嶺海樓之前，培芳自牓于門曰：四百年里第，十八世書香?！?/p>

“粵岳草堂，在雙門底泰泉舊里內，黃文裕公八世孫培芳修葺為讀書處，在北方翁方綱題額，堂后有嶺海樓。”

“黃培芳，字子實，又字香實。香山人。鄉(xiāng)賢黃佐八世孫也。父紹統(tǒng)，由舉人選石城縣學訓導，擢瓊州府學教授，辟仰山學堂以課士。學者稱仰山先生。世寓縣屬之泰泉舊里。”

還有重要的古跡，現(xiàn)在立在北京路的正中央，它們大概見證過黃佐生活的那個時代，一個是“千年古樓遺跡”，一個是“元代銅壺滴漏”。古樓是自宋至明、清的拱北城樓、門洞、磉墩遺址。滴漏是我國現(xiàn)存最大最完整的古代計時器。

廣州市青年文化宮對面就是越秀書院街。

黃佐退隱后就是在這里生活、著書立說、和弟子探討詩文，并老死于此。

●黃佐家族  在廣州與香山之間

黃佐在嘉靖年間編撰的《香山縣志》詳細地記錄了他們一族與香山的關系。

“鄉(xiāng)禮泰泉先生之所定也，先生祖諱瑜，有宅在縣東曰友琴堂，即仁即讓與兄弟居之，而遷于廣城，考諱畿捐己田七十畝有奇立為義田以贍族。先生乃承買官地蓮峰山下立義田祠祀祖。合祖以行鄉(xiāng)禮而著此書。嘉靖十四年冠帶耆民歐全、余昌、溫宗良等具呈布政司刊成頒行郡縣，期使盜賊息而風俗厚，今纂其大略以為教化之助焉?！?/p>

這段文字記錄了他為了規(guī)范族中子弟專門寫了《泰泉鄉(xiāng)禮》的事實，還把鄉(xiāng)禮從本族擴大為香山縣的禮儀教化。從文字中，我們還可以得知他的祖籍在仁厚里一帶，先祖父黃瑜在縣東有“友琴堂”祖居，有祖田70畝。他自己還在蓮峰山買地以建祠祭祖。

文字還傳達出一個信息，他的祖父把祖居讓給了兄弟，自己舉家搬遷到了廣州，也就是文獻中所說的“泰泉舊里”的地方。

他還留下了記載了他祖父和高祖的文字——

“黃瑜字廷美，仁厚坊人，幼聰穎明尚書，景泰丙子舉于鄉(xiāng)。以經術為一時冠，歷事戶部疏六事上之，一曰正身則天下治，二曰正家則天下定，三曰正禮則天下化，四曰正樂則天下和，五曰正賦則天下富?！蔽闹兴f的上疏，即《六事書》。

“知縣黃瑜祖墓在大北山，考墓在壽星塘?！卑串敃r的縣志記載，大北山在香山縣東一里，緊挨著蓮峰山。而壽星塘在縣南二十里，附近有梅花水和宋帝疑冢。

黃佐明確指出祖父黃瑜是仁厚坊人，祖墓在大北山，高祖墓在壽星塘。那么，黃佐一族是什么時候來到香山的，他們那一支人又為何搬遷到了廣州？

黃佐的先輩其實是江西筠州（今高安市）人，四世祖黃重載有一個兒子叫黃憲昭，在元朝時擔任西臺侍御史，以直言耿介奏諫聞名。當時朝廷害怕人民起義，就下令嚴禁漢人和南人收藏兵器，違令就會被處死。黃憲昭上書說，擁有勇、智、仁、信、忠，還怕人用兵嗎？如果把人分成南人北人，那會讓人人防忌，彼此猜疑，后果不堪設想?；实垡虼藧佬叱膳?，把他貶到了嶺南。他在來嶺南的路上病死。他的兒子黃從簡孤身一人來到廣州，這是黃佐一族人入嶺南的世祖。

黃從簡從武，他的兒子有從武的，也有從文的。其中一個兒子黃教移居南海，他有一個兒子叫黃德溫。黃德溫非常好學，先后出任東莞、香山等地的守御。1393年，黃德溫的長子黃洙前往香山替補軍役，隨后家族隨他遷往香山。

黃洙的二弟黃泗不希望自己的后代從事軍役，希望他們能從文走科舉之路。他的兒子黃瑜達成了他的理想，黃瑜師從廣州名儒陳政，后來還娶了陳政的次女為妻。1456年，黃瑜參加鄉(xiāng)試中舉并移居廣州，之后到京城太學讀書，但會試始終沒通過，只好留在戶部任職。黃瑜也有祖輩耿介的遺風，上《六事書》，惹怒權貴被逐出京城，去了惠州長樂縣任知縣，在那里贏得了當?shù)厝说膼鄞鳌?/p>

退休之后，黃瑜回到廣州，在家門口種下兩棵槐樹，建了一亭，名“雙槐亭”。他在那里完成了《雙槐歲抄》，記錄了當時的朝野，文筆生動，所記人與事躍然于紙上。

黃瑜的兒子黃畿，號粵洲，通讀四書五經，文章有魏晉之風，與明一代的八股取士格格不入。后來他放棄了科舉之路，按照自己的方式讀書寫文。

1490年，黃畿的兒子黃佐出世，祖父與父親親自傳授他學問。

雖然黃瑜很早就移居到了廣州，但是他們一直當自己是香山人，后來黃佐專門編撰了《香山縣志》，黃佐的《泰泉禮記》先是寫給黃氏子弟，之后被作為全縣的鄉(xiāng)禮典范進行推廣。

他的后代黃培芳，字香實，也留下了深深的香山印跡。

●理學之辯  充滿了火藥味的思想交鋒

在學術史上，黃佐的影響莫過于他和王陽明的學術思想交鋒。

明朝是科舉制度鼎盛時期，朱元璋規(guī)定為官必須通過科舉選拔，這給平民階層很大的上升空間的機會和誘惑，因此，明代的各階層都注重科舉考試。

黃佐就是一路靠實力考上去的，1510年，他通過了廣東鄉(xiāng)試的三場考試，考了第一名，即解元。1511年，他與南海李氏結婚。1514年，他在父親的陪同下上京趕考，不料父親病死途中，他哀痛不已，扶棺返粵。守墓三年后重返京城參加會試，沒中。他返回廣州撰寫《詩經通解》。在此期間，他對科舉考試失去了興趣，燒掉了路引（考試資格憑證）。1519年，在其母親的勸說下赴京再度會試，得到了識其才的主考官識特準。1520年他以第十八名的成績通過會試。此時正德皇帝病死，殿試拖到1521年由嘉靖皇帝主持，被評定為二甲第十一名。二甲、三甲進士都可以參加“館選”翰林庶吉士的考試，黃佐考了五場，全部名列榜首。

黃佐在翰林院任職編修，期間撰寫了二十卷《翰林記》，系統(tǒng)地記錄了明朝翰林院的建置、沿革、職能和作用，為后世研究明代科舉留下了寶貴的文字資料。

1523年后，“大禮議”之爭發(fā)生，也就是嘉靖皇帝對繼嗣還是繼統(tǒng)的朝野爭議。黃佐是站在嘉靖皇帝對立面的那一方，他受程朱理學影響頗深，也沒有他的廣東同鄉(xiāng)霍韜、方獻夫等人的政治投機思想，他在聯(lián)名反對嘉靖皇帝的奏章上簽了名，成了以后他仕途上最大的障礙。

在嘉靖皇帝忙著打擊反對方官員的時候，黃佐提出回廣東照顧老母親，申請得到批準。1524年，在回粵的路途中，與王陽明有了第一次見面。他把這件事記在了他的思想之書《庸言》里。兩人的主要爭論點在知與行。王陽明主張知行合一，知識引發(fā)實踐，又因實踐獲得新知。黃佐引經據(jù)典認為知先行后，認為沒有知識對于行動的指導，行為很難避免會走上邪路。此言一出，王陽明默然。此次會面，黃佐的博學給王陽明留下了深刻印象。

第二次會面發(fā)生在1528年，王陽明到廣州講學，特邀黃佐會面，也很希望黃佐成為他的門生。他還親筆給其書院題寫了一副對聯(lián)“欲求明峻德，惟在致良知”，黃佐在《庸言》里記錄此事說“予致謝而已”，對這位當時名震大江南北的心學大師很不以為然。顯然，王陽明繼續(xù)向黃佐表達他主要觀點“致良知”的看法。黃佐認為王陽明強調“致良知”，忽視了實踐的能力。他用孟子的“良能”觀來擺明自己的立場，這讓王陽明有些沮喪，他說天下人都對他的說法心悅誠服。黃佐針鋒相對地說顏淵、冉有也有不喜歡孔夫子的地方，他不是不喜歡王陽明本人，只是各自師承不同罷了。王陽明聽了也表示黃佐有思想的獨立性，表示“非尊兄不聞此言”。

●學術思想  獨立之精神

黃佐對王陽明所說的“謂非不悅爾，恐人各自有夫子”，表明了他對于王陽明的心學并不認同，黃佐之學與陽明心學存在巨大的鴻溝。

黃佐作為一名儒者，其學術取向和進路與朱熹較為接近。但和朱熹的理氣二元論不同，黃佐主張理氣一元。他在理學觀念上是宗宋復古，并對當時以陳獻章和王陽明為代表的江門學派和姚江學派融合釋道來建構理學體系進行了相當尖銳的批評。他認為他們二人把禪學的方法引入了心學，并沒有多少創(chuàng)造性。黃佐在經學和史學撰述上都表現(xiàn)出高度的學術自覺，秉承了經世致用的價值觀念和秉筆直書的史學精神，而不僅僅專擅純粹而思辨的形而上學思考。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稱“佐少奇雋知名。及官翰林，明習掌故，博綜今古。生平著述至二百六十卷，在明人之中學問最有根柢。”在學風上，黃佐以博約之道潛心治學，以理學思想與經學著述施政教民，與王陽明、湛若水廣收門徒志趣大不相同。正是黃佐精深的學術造詣及不傍門戶自成一家的學術風格引起當時理學宗師王陽明的注意。

葛兆光先生說，“歷史的系統(tǒng)常常是事后的回憶和追認，思想史總是所謂的‘當局者迷’。在歷史發(fā)生的當時可能并沒有盟主，也沒有領袖，當然也沒有統(tǒng)緒或歷史，可是，后來者卻會意識到，要確立真理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必須得有偉大的領袖和清楚的譜系，因此，必須要清理門戶、書寫家譜，才能成為一線單傳的‘道統(tǒng)’”。

黃佐雖能學程朱，但自成一家，未能有意識地廣授門生，開宗立派。因此，他成了中國思想史上的隱者，在思想史上失去了他應有的光芒。但我們也從他身上看到了一個不畏權威強大的獨立精神。有研究者認為，黃佐作為具有精深造詣并和王陽明有過直接思想交鋒的理學家，理應成為明末清初思想史觀照的重要對象。黃佐及其著述也應成為考察明清之際經學與文學互動關系的重要參照。

黃佐身上正好體現(xiàn)了嶺南文化的特質，即能在對各種外來文化兼收并蓄的基礎上，保持著一種反傳統(tǒng)的特性以及不斷變革創(chuàng)新的文化特質。

●詩書傳家  四百年書香氣

真正讓黃佐顯名的是詩歌創(chuàng)作和地方史的編纂和記錄。

1528年，黃佐因為得罪過嘉靖皇帝，最終還是被外放任官，他先后任職江西僉事、廣西學政。1536年以翰林編修兼左春坊左司諫。不久，晉侍讀掌南京翰林院，擢南京國子祭酒，累擢少詹事。1547年與大學士夏言論河套事，政見不合被罷。

黃佐自此再也不留戀官場，1548年，他返回故里，潛心于學問。

在文學創(chuàng)作上，黃佐博古通今，精于音律，著有《樂經》《樂典》《詩經通解》《六藝流別》《泰泉集》《明音類選》。歐大任稱，“泰泉先生崛出南海，其持漢家三尺，以號令魏、晉、六朝，而指揮開元、大歷，變椎結為章甫，辟荒薙穢于炎徼。功不在陸賈、終軍下。”

富路特、房兆楹等主編的《明代名人傳》里評論黃佐，“詩作呈現(xiàn)沖和和古雅的藝術風格，大有金聲玉振之質。南園后五子歐大任、黎民表、梁有譽、李時行、吳旦都是黃佐的學生。南園后五子標志著從十四世紀前五子以來文學上的偉大復興，而黃佐正是這一偉大復興的實際推動者，黃佐和丘濬將廣東作家的文學水準提升到了最高水平。”

在史學方面，除了《翰林記》《南雍志》《廣東通志》《廣州人物傳》等，《革除遺事》及經部文獻《泰泉鄉(xiāng)禮》《樂典》亦成為現(xiàn)代學者考察明代社會地方史的主要史料。特別是《革除遺事》作為建文帝統(tǒng)治期間的記述，編撰于1521年，是最早詳細敘述建文帝君臣事件的著作之一。當時的史家都怕惹禍上身，獨有他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韙，秉筆直書。

他的后代繼承了他詩書傳家的傳統(tǒng)，不乏鄉(xiāng)賢、詩人、學者。他的兒子們都勤于讀書。次子黃在素中舉曾任福建軍漳州通判。明末清初，重孫黃逵卿棄舉業(yè)不仕清朝。黃逵卿的兒子黃紹統(tǒng)曾任廣東石城縣（今廉江市）訓導，著有《石城縣志》。黃紹統(tǒng)的兒子黃培芳與張維屏、譚敬昭并稱“粵東三子”，著作豐富，著有《易宗》《書訓纂》《十三經或問》《香山縣志》等五十多部六百多卷著作。黃培芳侄孫黃映奎創(chuàng)辦中國文?？茖W校，平生勤于著書。黃佐后人學有所成者太多，就不一一列舉了。

記者 楊彥華

◆編輯：龍慧◆二審：鄭沛鋒◆三審：周亞平